近段时间以来,“一带一路”方面的专题备受广大人士的关注,7月11日,博鳌亚洲论坛曼谷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,来自中国、泰国、新加坡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。那么,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下相关政策又在哪些方面吧?
尤素夫·瓦南迪(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及联合创始人)
索西潘纳(柬埔寨政府顾问)
泽田康幸(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)
周文重(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)
李若谷(中国进出口银行前行长)
选择正确的全球化轨道
尤素夫·瓦南迪:在过去20多年里,亚洲的发展和繁荣有赖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,因此,亚洲希望可以继续在全球化轨道上发展。最近二十国集团(G20)领导人汉堡峰会上的讨论再次表明,国际社会仍然期待维持全球化进程;另一方面,经济全球化过程中,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,导致一些群体发展滞后,引发了他们对全球化的不满。而大多数亚洲国家仍然处在发展过程中,需要全球化的支持,亚洲国家应该继续沿着正确的全球化轨道向前发展。我们必须克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,并对其进行优化。因为全球化是对人类发展的一种承诺。
索西潘纳:目前逆全球化趋势主要出现在美国和欧洲,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。在亚洲,各经济体非常认同贸易全球化及互联互通。美国因为贸易保护主义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(TPP),但这也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(RCEP)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。RCEP涵盖了东盟十国和6个亚洲重要的经济体,谈判正在顺利推进。这向全球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:亚洲正在坚定推进全球化进程,实现贸易发展,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。
泽田康幸:观察数据可以看出,近年来50%的亚洲域内贸易和投资规模正在缩减。虽然亚洲区域合作不断取得进展,但是包括投资和债券市场等在内的金融一体化成绩并不显著,而约有80%的亚洲投资选择了域外地区。因此,亚洲国家需要讨论如何才能实现更有效的金融合作和一体化。另一方面,亚洲各国基础设施投资不足。尽管我们拥有足够的净储蓄,但各国基建发展的差距较大,合作不充分,因此这一方面的金融合作显得也尤为重要。
周文重:从内部看,逆全球化思潮使亚洲区域合作进入平台期,不少既定安排尚未得到有效落实,需要本地区国家作出必要政策调整,展现出更高的政治智慧和更大的政治魄力。从外部看,逆全球化思潮可能引发对亚洲一体化前景的担忧,个别域外国家继续推动亚洲区域合作趋政治安全化,这必然会干扰本地区合作进程。
亚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,世界的繁荣离不开亚洲。亚洲国家几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历程,就是不断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。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,亚洲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,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50%。亚洲国家始终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。
李若谷: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必然趋势,但是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,主要是财富和机会的分配不均,因此出现了所谓逆全球化的现象。但全球化不可逆转,只能不断向前发展。虽然绝对平均不可能实现,但是我们能够更加均衡地分配发展的红利。
发挥“亚洲方式”的作用
尤素夫·瓦南迪:从贸易安排的角度看,RCEP显得尤为重要,成为本地区当前唯一可行而有效的制度安排。在推进RCEP谈判中,发展较快的成员有义务关照经济落后成员,不让任何国家掉队。RCEP谈判需要保证各方参与并早日达成共识。
索西潘纳:东盟一直遵循“东盟方式”,即不干涉内政、维护和平和地区稳定、彼此尊重并达成共识。东盟和中国的合作也遵循这一方式,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结出累累硕果。更为重要的是,双方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政治层面的合作,通过对话途径解决地区紧张局势等问题。我认为这一途径正在发展成为“亚洲方式”。我们始终相互尊重,希望发展但同时更希望共同发展,这是区域合作的精髓。
泽田康幸:当前正在推进的“10+1”合作是区域合作发展的一项重要机制。在过去数十年中,自由贸易安排的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,一些双边或较小的区域合作取得成效,实现增长。现在,我们要考虑如何将自由贸易的局部合作扩展为更大的版图。东盟“10+1”机制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基石,同时,继续支持RCEP合作,也是亚洲区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果的重要保证。
周文重:亚洲经济一体化应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思想引领,以完善合作模式保持亚洲特色,以发展合作与安全合作为两轮驱动,以扩大区域合作受益面为有效途径。
我们要保持有亚洲特色的区域合作模式,汲取其他地区的教训,完善区域合作模式,形成亚洲各个次区域合作良性互动局面。一方面,要以发展为核心任务,加强经贸金融、基础设施、能源环保等重点领域合作,促进经济一体化进程,打造经济共同体;另一方面,直面安全挑战,加强安全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,循序渐进地建设符合地区实际、满足各方需求的区域安全架构。
李若谷:亚洲具有文化和宗教多样化的特点,政策制定需要具有灵活性。比如,在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方面,RCEP有16个成员,各成员的体制和发展程度各异,可能需要较长的磨合期,才可能就某一项决策达成一致。为了提高效率,可以允许接受某项决策的成员先采取行动,同时给予暂时不能接受这项决策的成员3年或5年的过渡期,逐步过渡到下一个发展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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